福建11选5

武王灭商动摇了殷贵族残民奉天的绝对上帝观念，周公为了给周人代殷而兴寻找理论根据，建立了“以德配天”的宗教伦理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被晋国统治阶级全部继承了下来，成为晋国赖以立国的理论基础。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宣扬自己是受“天命”和“王命”君临晋国的，《史记·晋世家》开篇就写道:

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日:“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日“虞”，故遂因命之日虞。

在当时生产力很不发达，人民愚昧无知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粗俗的人格神崇拜，对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极其有效的。

叔虞封唐不久，据说在晋国曾出现了一个“异亩同颖 (稚)”的嘉禾植株，他们认为这也是上夭的眷顾，立刻将这株嘉禾献给周成王，成王命叔虞将嘉禾转献给率师东征的周公。不难想见，当时这件所谓“夭赐神物”曾给于新取得政权的周贵族极大的鼓舞和自信心。

在整个西周时期，“以德配夭”思想是晋国意识形态的主干。晋文侯时，周平王为内优外患所殖不得不案往洛邑。晋文侯勤王有功，平王作《女侠之命》，一再勉励文侯发扬他先祖的“圣德”，回到晋国“视尔师，宁尔邦”，“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这篇浩命体现的奉天、敬祖、明德、惠民思想仍然没有越出周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范围。

晋国传统的宗教巫术形式有卜、筮、占星、原梦、看相、音兆等等，而以十、盆为主要的、经常的手段。1954年山西省洪洞县发现的西周卜骨，1965年侯马出土的晋国东周盟誓载书中关于卜笼的记录，都是晋国上层社会进行占卜的物证。《左传》一书记载了东周列国的卜笼活动，凡八十余次，其中晋人的卜旅活动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说明晋人宗教巫术之盛。但是从这些记载中也不准发现，春秋以后，这种制度大为衰落了。《左传》信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筑之，吉。公日:‘从盆。’晋献公卜盆并用，从盆非卜，说明卜泣在那时已徒具形式，人的意志早已凌驾于神意之上了。公元前493年铁之战前，赵一一欺卜战，龟焦。这应是最不吉利的征兆，但赵较为了打败范氏与齐、郑联军，竞违卜而战，又一次他率师伐卫，齐国出兵救卫，形势对赵较不利，他就以占卜不吉为辞，收兵回国了。占卜对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如赵较者，已成为表达自己意志的工具了。

天命观在晋国的最初动摇，可能发生在内战时期。长期混战把劳动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他们开始怀疑和咒骂这个昏乱无常的天。《诗经.唐风.鸦羽》篇借役众口提出“悠悠苍天，N其有常I”这样愤怒的质问。这个时期，奴隶主贵族感觉到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于是，把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推进到“重民”思想阶段。《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晋献公准备伐鱿，士芳日:“不可，绒公骄，若释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重民思想的出现，意味着神的地位的下降。

在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重民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重民思想的代表人物，往往是奴隶主阶级中比较明智的士大夫，他们害怕公室由于失民而归于灭亡，积极建议国君减轻人民的负担，节制奢欲，以取得人民的支持。晋大夫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师旷在这里首次提出“爱民”思想，并以此为武器不断抨击奴隶主贵族“残民”、“虐民”的伤天害理行为。师旷将重民轻夭思想发挥到极致。

晋国哲学上的贡献首先是“以德配天”到“重民轻天”的飞跃。武王灭商后，周公为周人代殷寻找理论根据，建立了“以德配天”的伦理观念。晋国统治者则完全继承了这个思想脉络，用各种形式宣扬白己是受“天命”和“王命”而君临晋国。《史记·晋世家》开篇就说:“初，武王一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日: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一与之唐。”这种人格神的崇拜，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隋况下，是很能愚惑百姓的。所以整个西周时期，主导晋国意识形态就是“以德配天”。进人春秋，长期外征内战把劳动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他们发出“悠悠苍天，阁其有常”的质问。而此时统治阶层也渐渐发现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于是“重民轻天”的新思维适时而生。重民则怠味肴轻视神权。到春秋后期，重民思想得到那些比较明智的十大夫的支持而进一步发展。晋国大夫师旷说:“天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与民上，以纵其浮而弃天下之性，必不然矣。”师旷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爱民思想。